9月28日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5例

第一，贫富不均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并不严重，当时中国人民都很贫穷。

未来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用现代高效率的生产要素对传统落后要素进行替代，而这种替代就是在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责任不清，包括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不清，政府责任与社会、企业、个人责任的边界不清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任不清等。

因此，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各地应通过对现有各项资源的保护和再利用，建设出独具特色的各类小城镇。要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调节功能，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土地制度改革，争取做到土地所有权的平等和不同所有制土地的等价交换。因此，要及早谋划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我们应认真反思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并以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主题，推动我国社会制度的创新。近年来，现实中的户籍制度和各种政策限制了城镇人口的增长，很多地方政府都以在本市工作的年数、收入的多寡、连续居住的时间、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等作为落户门槛。

同时，由于金融机构融资难度大，基础建设力度不够，辐射面积小，造成我国一些地区在进行城镇化建设时不知应如何进行产业布局，无法对本地区应该形成什么产业、应生产什么产品作出理性的战略规划。城镇化在为人们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问题，在人口、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尤为突出，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承认农民土地使用权是产权，这就是物权，那就要受到《物权法》的保护，土地的性质可以不变，但产权主体必须清楚。

未来十年可能还会有四个中心城市建成，在这些城市里的一些低收入群体也会有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城镇化对于房地产市场总体上来说是利好的。2012—2013年，审计署又组织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变化情况进行了抽查，审计发现，经过两年时间，上述地方债余额增长了12.94%。因为农民对宅基地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只有农民对宅基地承包地物权化了才有权利，所以，这是承认（向）农民自主权走了一步。但是如果中央政府出台的改革（措施）在某些方面有突破，那就是好事。

如今地方政府完全承担的土地已经没有多少扩张的空间了，地方政府一定要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再用拉动GDP总量为目标、以土地扩张为突出特点的增长模式，这样的方式很快就会走不下去了。时代周报：你觉得房价偏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迟福林：房价偏高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时代周报：现在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城市的房价持续升高，但中小城市房价却没有明显攀升。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投资空间，而是要进行投资结构的转型。时代周报：中央要求审计署今年7月底开始摸底地方债行动，释放出了一个什么信号？迟福林：第一，家底要摸清。中国的地方债和国外的城市债务是不同的，这点很重要。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镇化 。那么，此次城镇化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迟福林：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对房地产的影响，我想，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日前，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对全国范围的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此次审计范围达五级政府。把规模城镇化作为目标地方债就会扩大时代周报：公开资料显示，未来两年中国地方政府将进入还债高峰期，资金压力很大。

中央政府在这一点上其实很明确，就是政府放权来激活市场。过去是以产业和工业来推动城镇化，以土地扩张为前提，以房地产为主要支柱，这种投资要是再继续下去，对未来的城镇化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当然，实行财税改革的前提是住房结构的改变，比如增加保障性住房，这样改善需求和投资性需求就分开了。现在，如果市场开放得够快，那就会有投资。

其实现在从整体上看我们的社会资本并不少，所以即使市场开放，也是有一定保障的。这不仅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下称地方债）的关注，也注意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形成的地方债风险。因为不少房地产项目的债务压力一直隐藏在地方债的风险评估中，可以说，每当地方债危机到了紧急关头，房地产总是成为最后的救星。过去的房地产市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严格的分开。最近多地房市出现了火烧连营的局面，其背后一个重要动因就是解救债务重重仍要举债发展的地方政府同样，过去30年人口规模与GDP规模相关性越来越高了，也是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

如果不是合作，也许人类早被动物吃掉了，因为人的生物体能是比不上许多动物的。我一开始为什么讲那个大历史？人类本来就是从一个地方来的，中国人也是人，人类都来自一个地方，这个事实很重要。

全球化在今天是什么意思？ 就是利用全人类的智慧，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在第一次全球化过程当中，我们是被动的。

这样，大致来讲，到一万多年前的时候，我们人类已经从一个地方走向全球所有适合人生存的地方。我们吃的小麦不是中国培育出来的，是中东来的，我们吃的玉米是美洲来的，甚至可以讲青铜器的发源也不在中国，而是从西南亚两河流域那个地方过来的，青铜器的发明那里比我们早1000年，而且考古发现证明，越往西考古出土的青铜器越早，意味着丝绸之路之前有一个所谓青铜之路。

这两个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想用强盗的逻辑来征服世界，我们知道，最后他们失败了。这一点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这个过程的出现与人类理念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哥伦布不相信地球是圆的，他不会往西航行寻找印度结果却发现了美洲（但哥伦布至死时仍然认为他找到的是印度），至少这个过程会推迟很晚。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你中有我，我有中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孤立进步。

所以为了人类的未来，也为了中国人自己的未来，我希望能够按照更一般的、符合人类本性的价值，而不是按照那种特殊的价值观来行动。市场逻辑意味着，你自己要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

比如我们看，在1914年之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但是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市场的逻辑中断了。但是第二次改革开放我们是主动的，主动走向世界，主动地利用了市场逻辑，世界市场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就成为我们的后发优势。

什么是中国的？如果从起源讲，很少有什么东西是纯粹中国的。很欣慰，过去整体200年，尽管中间有强盗逻辑，但整体是市场逻辑获得成功，贸易自由的扩大。

所以我相信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理念的转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在全球化时代，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照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来行动，也就是不接受人类的普遍价值，就不可能全面享受人类合作带来的好处，就相当于开车上路人家靠右行，你非要靠左行，马上就死定了。我们要特别警惕在全球化当中的民族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最害怕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全球化使得人类的合作可以在全球范围展开，这是人类过去500年进步速度剧烈加快的主要原因。

这一点对中国有很大启发意义。我们老在强调中国特色，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所有的进步都是合作导致的进步。

日本和德国是两个显著的例子。有人提到杨小凯曾经说到后发优势可能转向后发劣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之后保护主义一直盛行到二战结束，包括按照国际贸易衡量的全球化水平一直没有恢复到一战之前。加入WTO谈判时，谈判代表跟领导报告说，我们要跟中美达成双赢的协议，这时候有一个人说，中美之间怎么可能双赢？这就是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